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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大地山阳竹——感受魏晋风度  

2009-11-08 15:03:20|  分类: 音乐之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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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大地山阳竹——感受魏晋风度 - 只有香如故 - 香如故
怀川大地山阳竹——感受魏晋风度 - 只有香如故 - 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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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稽康、阮籍、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远离司马氏的门阀制度,相与友善,隐居于云台山百家岩二十余年,史称“竹林七贤”。七贤好“竹林之游”,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冲破名教思想束缚,其意义可以和西方文艺复兴相媲美。

正始末年朝廷发生的激烈党争以及曹爽一党惨遭杀戮的血腥现实,在竹林七贤的心理上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惟恐稍有不慎而被卷入朝廷党争的漩涡中难以自拔,于是效法前代高士,选择了避世而居的方式,来到了太行山脚下的山阳。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消极地接受了正始名士的教训,对为官为政望而生畏。

如果说魏晋之际惨烈的朝廷党争是促使竹林七贤为山阳之游的政治背景,那么,皈依老庄和玄风炽盛的时代文化,则是竹林七贤为山阳之游的文化背景。从东汉末年开始,以李膺为代表的“党人”谠议朝政,品核公卿,以汝南许劭、许靖兄弟为代表的“月旦评”形式的士人清议,揭开了汉魏之际文士清议的序幕。到了魏晋之际,老庄思想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玄学,成了文士清议的新内容。同时,由于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的极力张扬,谈玄清议很快成为文士之间的一种时尚。受此影响,竹林七贤皆以皈依老庄、崇尚自然为高,不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把清虚自然、返朴归真作为最高准则。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自然高迈;嵇康“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向秀雅好老庄,曾为《庄子》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竹林之游的另一重要人物山涛,也是“介然不群,性好庄老”。阮咸亦是笃信老庄,“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竹林七贤中最年轻的王戎深得老庄处世三昧,入晋以后,面对朝廷篡乱不断、党争不绝,却能悠然处之,以至于时议颇有微词。可以说,精神上的皈依老庄,处世上的谈玄清议,使竹林七贤在没有任何约定的前提下自觉地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文人群体。尽管他们年龄有长幼,官职有尊卑,但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处世态度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为正始名士陨落之后而崛起的另一名士群体。

竹林七贤游于山阳不仅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嵇康崇高人格所具有的亲和力与感召力。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竹林之游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山阳,具有崇高人格的嵇康寓居山阳是其重要原因。可以从最早记载七贤游于竹林的文献得到证明: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魏氏春秋》)

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资治通鉴》)

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以山涛最长,其次阮籍,但嵇康却成了竹林之游的主持者。除了嵇康寓居山阳,与山涛、向秀等人认识在先,已先有了一个小规模的竹林之游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嵇康崇高的人格精神。嵇康不仅具有“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等显于外的风度,而且具有“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藏瑕,宽简有大量”的品格。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把自己的个性概括为“七不堪”和“二不可”,尤其是“二不可”,足可见嵇康乃性情中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对礼教的叛逆精神,对世俗的鄙薄态度,以及“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的性格,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多是心向往之而不能之。但也正因为如此,嵇康这种人格精神才越发显得弥足珍贵,越发具有亲和力与感召力。嵇康生当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社会,却能“不偶世”,却要“迕流议”,却要心存仙道,追踪高隐,这对蔑视礼教、鄙薄世俗却又不能超然物外的阮籍等人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于是,能与嵇康同游就成了他们没有宣示出来的共同心愿。

山阳,以其在东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班固《汉书 地理志》云:“东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古人有以太行山为“天下之脊”说。清人徐文靖《禹贡会笺》云:“《河图括地志》象太行天下之脊。《管子》曰:'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山海经》:'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

山阳居太行之首,而太行山又素被视为“天下之脊”,所以,不论山阳还是太行山,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中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对身处乱世无法实现兼济之志却又不愿真正遁世的竹林名士来说,其文化象征意义比其他山水形胜都更具吸引力。中国古代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通常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矢志兼济天下者,二是因兼济之志无法实现而不得不独善其身者,三是以独善其身的方式来影响士风世俗者。正是因此,人们把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称为“社会脊梁”和“社会的良心”。那些不甘自我沉沦的文人,不论选择何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良心”,其实都在无意识中充当着“社会脊梁”的作用。竹林七贤虽然因朝廷党争激烈、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变数而不得已离开京城来到山阳,在这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但他们的社会良知并未泯灭,灵魂深处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充当社会脊梁的信念。一些人不解其良苦用心,甚至因此而骂他们“败俗伤化,大害名教”,这些人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象,而没能真正理解阮籍、嵇康等人。七贤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士,他们生当魏晋易代之际,虽不能兼济天下,但此心未泯,此情未了,因而寄情于象征“天下之脊”的太行山,来到太行山的首始之地山阳,在这里放情山水,纵酒昏酣,靠暂时的酒精麻醉来忘却人世的烦恼,用放达之行抗衡世俗和礼教,但他们骨子里却是始终未能忘怀天下,即使是对礼教亦未能真正释怀。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他们要迂执得多。”
    如果说“天下之脊”太行山的象征意义有些虚幻,那么,嵇公竹林的象征意义就比较实在了。嵇公竹林因位于嵇康寓居地而得名,其位置约略在山阳故城东北二十里,白鹿山南二十五里,古重泉水岸边。七贤聚于山阳,游于嵇公竹林,固然因嵇康居住在这里,同时更因为竹子的象征意义暗合七贤的精神追求。

嵇康爱竹,因竹有君子之风,故而他在山阳寓所两旁载满了竹子,“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使其寓所显得清静幽雅,更烘托出幽人雅致。

竹林七贤游于山阳,不是无缘无故,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有独特的个性因素。就政治方面而言,正始末年朝廷惨烈的党争,是竹林七贤远离京城游于山阳的客观原因,而全身远祸以待时清,则是竹林七贤游于山阳的主观原因。但是,促使竹林七贤游于山阳而不是游于他处,仅有这些主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这些主客观原因与七贤的个性因素、嵇康人格精神的感召力、山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及竹子比德于君子的文化象征意义相结合,才共同促成了七贤的山阳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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