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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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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由《腐败文化》想到的  

2009-12-03 17:12:06|  分类: la vi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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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期而遇的一场雨,打破了“预报有雨未必有,预报没雨肯定没”的惯例。不过现在确实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出的事情。所谓“暴力抗法”的成都女企业家终于伤重不治去世了,人民网署名文章呼吁“希望她的生命,能够唤醒一些官员的良知,唤起对强制拆迁的反省,更能唤起吏治的改革。”“良知”“反省”而又“希望”“唤起”,这些弱弱的词让人几乎不能对“吏治的改革”报什么希望了。偶然间看到沙叶新的《腐败文化》,颇有振聋发聩之感。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2006年即已写成,而今天还是我第一次知道沙叶新这位辞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的“名人”。网上搜索,自然地,褒贬不一,但有一件事,我觉得可以作为沙老人品的证明:他在一篇博客上说“死前一定要还债”,“我欠债吗?这一问,问得我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我虽然在物质和金钱上好象还没欠过什么债,可是我对父亲母亲、对兄弟姐妹、对妻子儿女、对朋友同事,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责任上,我欠债吗?我欠,负债累累,至今也还没有全部偿还!”就像苏格拉底临死前叮嘱弟子替他还掉欠别人的一只公鸡足以证明苏的人品一样,沙老对“欠债”的态度也应足以表明他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人。

——沙老在《腐败文化》中说:

“面对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扬州市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反腐如同过家家游戏了。长沙市更绝,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在表演了!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重庆贪官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

但在结论中,他说“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权力斗争的怪圈。话固然有理,但将反腐败寄望于极权体制的改变,似乎有些虚无缥缈,比人民网唤起“良知”的希望更渺茫。

说到底,沙老仍将反腐败寄望于制度变革,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是有别于任何其他地方的。除了现行法律之外,我国有专门的防腐反腐机构,有各级反贪局和预防腐败局,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级纪委,都有防腐反腐的职能。之所以腐败问题此起彼伏,贪官们前赴后继,我认为基本原因有两个:

一,人情社会的基本国情是腐败的沃土。

我国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熟人社会,与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也就是说,廉政意识并没从根本上树立,社会和个人基本都默认了“公务员”背后的“办事方便”和“灰色收入”,公务员报考热就是明显的证据——其实我国目前还远未到人才饱和的地步,高薪行业不少,很多高级专业人才缺口大,却独独公务员考试最热,没有人会同意这是因为我国人公民意识高、服务意识强。

就官员来说,法律、监督体系缺乏威慑性。因为在我国大家都是“熟人”,所以无论是监督本身,还是反贪执行问题,都因为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往往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执行起来难度非常大,所以往往就沦为“形象工程”;也因为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关系,不好“五十步笑百步”,法律和监督体系对于官员似乎缺乏基本的威慑力和约束力。而在香港,看港片的人大多会记得,那些包括警员在内的公务人员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你的茶我不能喝,喝了只怕我要被廉政公署请去‘喝茶’了”,廉政意识可谓深入人心,不论面对的是亲戚还是好友。

关于百姓,正如张贤亮在一篇文章里所说,头脑里没有廉政概念的土著(即“百姓”)非常普遍:办点事要请客送礼,和结婚过年时要招待亲朋好友一样成了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民间。假如有人持反对态度,定会遭他们的白眼。而他们对收礼的官员,内心里也决没有一点蔑视。只是在官员收了礼却不办事的情况下,土著们才有点抱怨。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某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小说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

二、教育扭曲和道德缺失是腐败的内在根源。

大部分人的真诚、善良、正直,早在走出校门前就让学校给“教”没有了。在我国,一个人从学校出来,尤其是从大学出来的,经常比一个没进过学校的人还要虚伪、要奸诈,或者说要坏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学校不是把一个人教育成大写的人,而是把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一个“性本善”的人教育成了一个圆滑的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也许,从中国学校出来的人,最懂得的不是别的,是知道了如何弄虚作假。因为他们在学校看到的就太多了:学校公开做假,老师公开做假,当然也有学生公开做假。可以说,中国几乎每个学生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社会上其他人对它的认识似乎有些滞后,但也慢慢跟上来了。近来大张旗鼓提出的上大学“校长推荐制”应该让所有人都明白现在的高校教育是怎么一回事了。据专家讲,就是在以往相对公平的统一高考制之下,经由类似“推荐”的“制度”上大学的,比例也在10%以上。硕士、博士的培养更不待言,部分名牌学校的“工程硕士”专业几乎是在卖学位,官员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

2009年春一位官员对记者是替老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的疑问,其实是对官员内心的执政理念提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一个官员没有按是非曲直来说话,更没有替他原本应该服务的对象即纳税人说话,而首先想到的是替自己的组织,替一个一再表白过自己没有丝毫利益的执政党说话,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吗?在这位官员心中,他的薪水根本不是纳税人不是广大的老百姓给他发的,他的“位置”也更不是人民给的,既然如此,他那样说话也就不仅“顺理成章”,还很可以有点“理直气壮”。出现如此荒唐的情形,其实不能说就完全是这个官员的责任,从本质来看这只是他多年“受教育”的结果。根本上,他只是所谓“人民政府”部门的一个“公仆”,理所当然地要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也就是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替老百姓说话。然而,在他的内心,可能他一天也没想到过自己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替老百姓说话,而这也正是他在学校、在公务员队伍、在官员的位置上长年接受的教育,而且还要再加上耳濡目染,耳提面命,乃至“不得不如此”。

至此,我才知道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有多大的鸿沟。问题人人都知道,但是,体制改革固难实现,社会习惯也很难改变,道德提升更不是容易解决的事。也许,一个人,最终只能保守自己,;较有能力的,可以教化一些人。但是,即便如刘小枫那样弟子遍布的师者,也说“不能救国,只能救人”。前途实渺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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